| 桐城派是文學流派，還是學術流派？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新文學有什么關系？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帶著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達敏。他根據(jù)自己的研究心得，對這些問題給出了新的解釋。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桐城派是文學流派，還是學術流派？ 王達敏：桐城派既是文學流派，也是學術流派。桐城派不少學者學貫經(jīng)史子集四部，除了在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取得了經(jīng)典性成果，在經(jīng)史子諸領域也有大量著作傳世。作為學術流派，桐城派以程朱理學為旨歸，在清代中葉的漢宋之爭中與崇尚許鄭之學的漢學派相對峙。晚清以降，曾國藩等桐城派學者在堅守程朱理學的同時，積極倡導學習西方文明。進入民國后，為更好地接應西學，徐世昌等桐城派學者將注重實用的顏李學派引入桐城派尊奉的道統(tǒng)之中，以顏李之學上接孔孟之道。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學者以為，桐城派開啟于戴名世、方苞，終結(jié)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您以為，桐城派起訖于何時？ 王達敏：把方苞、劉大?、姚鼐稱為桐城三祖，或者把戴名世、方苞、劉大?、姚鼐稱為桐城四祖，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文化派的嚴厲批判視為桐城派終結(jié)的標志，是學界沿襲已久的說法。 其實，在桐城諸老中，有意開宗立派者是姚鼐，方苞、劉大?只是作為前輩鄉(xiāng)賢被姚鼐抬入了其所建構的桐城文統(tǒng)之中。就文學史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而論，明代歸有光與唐宋八大家一脈相傳，對方苞、姚鼐影響很大。姚鼐在建構桐城文統(tǒng)時，于明代就只錄歸有光一人，視歸氏為桐城派最直接的淵源。在目前學界對于桐城派的起點尚無共識的情況下，如果撰寫桐城派文學史，從歸有光開篇，也許不失為一個斬斷葛藤的辦法。 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至1949年前，民國文壇由新舊文學共同組成，舊文學在漫長時光中仍是主流地位。桐城派在民國文壇雖然失去了籠罩性地位，但仍是一個富于活力的精神存在。1949年之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桐城派無可避免地走向式微。吳汝綸的弟子群體凋零殆盡。唐文治的無錫國專弟子群體、吳?生的文學社弟子群體正值盛年，但施展空間已經(jīng)十分有限。1980年后，桐城派學者馬茂元、吳孟復等煥發(fā)學術生機，在研究和創(chuàng)作諸方面皆有可觀成就。1995年，吳孟復逝世。此后，學壇上再無桐城派嫡傳學者為其“護法”，綿延數(shù)百年的桐城派終于落下大幕。
《中國社會科學報》：桐城派作為文派有哪些特色？ 王達敏：就古文創(chuàng)作而論，桐城派在清代經(jīng)歷了兩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方苞、劉大?、姚鼐、梅曾亮不廢秦漢之文，但主要以唐宋八家之文為典范，除劉氏略異外，方、姚、梅的為文風格偏于陰柔之美。第二階段，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賀濤、吳?生繼承桐城諸老遺產(chǎn)，不否認唐宋八家之文的典范地位，尤其推尊韓愈、王安石之作。但在唐宋八家之文以外，他們又視先秦西漢之文為更高的典范。其為文風格偏于陽剛之美。從古文史角度看，明代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漢，而唐宋派則以八家為圭臬。桐城派的兩個階段恰是明代古文史的倒演，又是明代古文史的發(fā)展。 就古文理論而言，桐城派集數(shù)千年古文學之大成，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義法說、神氣說、桐城文統(tǒng)說、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說、神妙說、義理文章考證三者兼收說、陽剛陰柔說、法變說、文體十三類說、因聲求氣說、古文至上說等理論。這些理論揭示了古文的本質(zhì)和奧秘，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覆。桐城派的真正不朽處正在于此。
《中國社會科學報》：進入現(xiàn)代之后，桐城派發(fā)生了哪些重大變化？ 王達敏：清代道咸以降，桐城派秉持著“變”和經(jīng)世致用的觀念，緊隨中國現(xiàn)代化的步伐，開始了長達百年的轉(zhuǎn)型。在政治上，以曾國藩、徐世昌為領袖的桐城派學者群體參與引領并推動中國從中世紀走向現(xiàn)代世界；在文學上，桐城派在盡可能保有傳統(tǒng)優(yōu)秀元素的同時，從文論、體裁和語言諸方面向新文學位移；在傳播方式上，桐城派深度介入報紙、期刊和出版等媒體，創(chuàng)辦文學社團，以拓展存在空間和加速自身轉(zhuǎn)型；桐城派的一批女性作家，像姚倚云、吳芝瑛、方令孺等，也以出身舊家的新人姿態(tài)登上文壇。
《中國社會科學報》：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關系如何？ 王達敏：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互相關聯(lián)的偉大運動。在這兩場運動中，桐城派與新文化派之間出現(xiàn)了異同。 甲午戰(zhàn)后，桐城派老輩吳汝綸、林紓、嚴復等沿著曾國藩開辟的道路前行，努力向西方尋求真理，激進尋求變革。但隨著歲月推移，他們及其年輕的追隨者主張在變革之時，能夠保留傳統(tǒng)中一部分優(yōu)秀因子，以作為再造文明的基石。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桐城派老輩和新文化派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同樣具有舊學根柢，同樣積極面向西方。對于舊學，桐城派老輩的情感要比新文化派諸家更深厚一些。對于新學，桐城派老輩張揚在先，并澤被后者；后者則循前者之轍而行，但取其激進，而棄其所保留。在新文化運動中，如果說新文化派屬于左翼，桐城派就是與其根連又與其相對的右翼，二者均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和民族新精神的塑造作出了貢獻。只是，新文化派諸家站在徹底反傳統(tǒng)的立場上，只見桐城派學者保留傳統(tǒng)的一面，而無視其一直以來面向西方、努力追求變革的一面。爭論由此而起。 在五四運動中，桐城派政治家徐世昌的斯文作為和容忍態(tài)度，桐城派名流傅增湘、章士釗、嚴修、馬其昶、姚永概的理解和支持，是這場運動能夠成功的關鍵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報》：桐城派與新文學有什么關系？ 王達敏：桐城派開啟了新文學的端緒。對于這一歷史定位，一些新文學家有著清醒認識。有研究者曾提出：“到吳汝綸、嚴復、林紓諸人起來，一方面介紹西洋文學，一方面介紹科學思想。于是，經(jīng)曾國藩放大范圍后的桐城派，慢慢便與新要興起的文學接近起來了。后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如胡適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都受過他們的影響很大。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次文學運動的開端，實際還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來的。” 有一件劃時代的史實不能不提。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總統(tǒng)徐世昌屬下的教育部部長傅增湘任命原教育部長張一?為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會長。在該會推動下，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發(fā)布訓令，命全國各地的國民學校一二年級自該年秋起，“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徐世昌、傅增湘、張一?屬于桐城一脈。他們的與時俱進，使國文改為語體文成為現(xiàn)實。胡適說：“這個命令是幾十年來第一件大事，他的影響和結(jié)果，我們現(xiàn)在很難預先計算。但我們可以說：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蔽膶W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用白話代替文言。當時教育部的訓令在國家制度層面實現(xiàn)了新文學家的追求。這一事件標志著宰制中國人精神生活數(shù)千載的文言開始走向終結(jié)，而一直處于邊緣的白話和白話文學將移至文化、政治舞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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